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官修的规模庞大的百科丛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编排，并以唐玄宗于两都(长安及洛阳)分建四库贮藏四部典籍而定名。它汇集了从先秦到清代前期的历代主要典籍，共收书3461种、79309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15类；“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05类。总共44类。《四库全书》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

    《四库全书》的编纂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二月开始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修成（即为后世之文渊阁本），到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六月，先后完成七部，历时十五年，以后校对错误缺漏，补充一批书籍入内，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编纂工作全部告竣。

    《四库全书》是世界文明历史上最博大、最宏伟的宝藏之一，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中国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从那时开始，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四库全书》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弘扬大业的“传世国宝”。

    为了纂修《四库全书》，由皇帝“御批监制”，由乾隆第六子永瑢统领，官员多达三百六十人，包括总裁于敏中、总纂官纪昀（纪晓岚）及陆锡熊、总校官陆费墀及著名学者如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及姚鼐等。四库馆另有抄胥三千八百多人。他们集中在京城，历时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虽然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所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

    《四库全书》成书后，乾隆帝对其存藏十分重视。他决定仿效“天一阁”规制，修建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共七座藏书楼。先行缮录的四套《四库全书》分别送藏于紫禁城文华殿后的文渊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和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史称“内廷四阁全书”（亦称“北四阁”），北四阁《四库全书》专为御览，仅供乾隆帝随时调阅，外人无缘得见。后来，乾隆帝考虑到文人学子读书需要，命将续缮的三套《四库全书》分别送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史称“江浙三阁全书”（亦称“南三阁”）。南三阁《四库全书》均对外开放，而且鼓励文人学子入阁阅览。

    《四库全书》庋置各阁不久，清王朝就步入到多灾多难的历史时期。至今的两百年间《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各阁《四库全书》因此经历了坎坷曲折的历史命运。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攻陷镇江，火烧文宗阁，《四库全书》损失惨重。后镇江文宗阁与扬州文汇阁的《四库全书》又毁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兵火。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虽然免遭兵火厄运，但其中册次也大量散佚。后经补抄，才基本配全，今藏浙江图书馆。内廷四阁的《四库全书》也没能逃过战争的浩劫。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化为灰烬，翰林院的《四库全书》底本也多被毁坏、流失。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翰林院残存的四库底本被劫掠出境，散藏于英、法各国图书馆中。1948年底到1949年初，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全面溃败，文渊阁《四库全书》被运往台湾。北四阁《四库全书》饱经苍桑，只有文渊、文津、文溯三阁的藏本基本完整，留存至今。目前它们分别珍藏在台湾省，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

    《四库全书》作为完整的一部丛书，它清晰统一的体例，规模的宏大，收罗的全面，资料的丰富，都是其它图书难以比拟的。几乎收罗了从上古至乾隆时代所有的典籍资料，分经史子集详细罗列，有了它，几乎无需再阅读其它文献，就可以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一个全面而且细致的了解。因此，从收罗文献之历史跨度来说，《四库全书》是所有丛书中最长的，因而就单部的丛书来说，它的历史意义也最为深远。

    在保存图书方面，《四库全书》亦功不可没。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典籍，至《四库全书》而得以全面地涵盖整理。尤其是相当多已经散佚的图书，因它而有了书名存目，这对全面保存中国文化典籍和保持历史原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还有，《四库全书》辑录并保存了大量散佚民间的《永乐大典》中的图书，且收入时仍保持其原貌，这对我们了解和认识《永乐大典》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